2009年10月14-16日，《第十次全國畜牧業經濟理論研討會暨首屆中國畜牧業發展論壇》在遼寧省沈陽市召開。本次會議主題為“發展現代畜牧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由中國林牧漁業經濟學會畜牧業經濟專業委員會主辦，遼寧省畜牧業經濟管理站承辦。來自包括農業部畜牧業司畜牧處、全國畜牧獸醫總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農業大學、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在內的全國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職能部門及相關企業等關注畜牧業經濟理論與畜牧業發展的100多人參會，并有20多位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及企業代表圍繞大會主題，分別在畜牧業產業體系、畜產品質量安全、生豬產業發展、畜牧業宏觀經濟、草原畜牧業發展、草食動物發展和奶業發展等七個領域進行大會發言并采用發言者與參會人員互動方式，就上述問題進行了廣泛交流。內蒙古農牧業經營管理站、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牧區發展研究所、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內蒙古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內蒙古財經學院財稅系等區內有關單位代表參加本次會議。

會上，農業部畜牧業司畜牧處謝雙紅處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張曉山所長分別做了“我國畜牧業形勢和任務”和“關于三農問題”為題的專題演講。謝雙紅處長在其“我國畜牧業形式和任務”中，對我國畜牧業發展現狀做出基本判斷的基礎上，認為我國畜牧業發展從以數量增長為主逐步轉向以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和增加效益為主，進入結構調整發展階段，正向構建現代畜牧業階段邁進，而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畜牧業的外部關聯性增強、產品供給敏感性提高、社會關注度提高、產業弱質性等。就目前而言，我國畜牧業發展主要面臨市場波動性加大、重大動物疫病多發、產品質量安全隱患多、生態環境的制約、科技支撐和管理體制與畜牧業發展不適應等問題。對今后我國畜牧業發展，謝雙紅處長認為要堅持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要建設和發展現代畜牧業為中心，其中要以標準化規模養殖和建設畜禽良種繁育體系為基礎。發展標準化規模養殖必須堅持要農牧結合，要適度規模，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畜禽良種繁育體系的建設要在“十二五”良繁體系建設規劃和生豬奶牛遺傳改良技術的指導下，兼顧新品種的培育選育和地方品種的保護，要有項目資金的支持，并通過各種法律法規進行保護。在具體工作措施中還強調要抓住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契機，加大草原生態的保護和建設力度，建立健全草原生態補償機制。張曉山所長在其“有關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幾個問題”中認為，要走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就要在農業中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而不是剝奪小農生產關系，要尊重和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戶與龍頭企業之間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將要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同時認為，當今中國農戶的構成是大量小規模兼業農戶與少數專業農戶并存，中國的農業是市場化、專業化的農業與口糧農業并存。從變動趨勢看，純農戶不斷減少，兼業戶大量增加，專業戶正在興起。中國農村出現的各類專業種植戶、養殖戶、營銷戶是在農產品生產市場化、商品化、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進程中涌現出來的，他們從事完全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專業化生產，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現代農民，應該說是中國農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農村中培養和發育農業企業家，促使一部分有能力會經營的農民能在農業中創業、發展，使他們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主體、主力軍。而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龍頭企業以及農民組成的專業合作社成為了向農民農業提供市場營銷、金融、技術、信息、質量標準和產品品牌等服務的主體。根據當前的現實社會經濟情況，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龍頭企業+ 以專業農戶為主體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是當前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初級產品生產者）收入的可行的和現實的途徑。沒有合作社企業家，就沒有成功的合作社。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長遠目標來看，應注重發展以農產品生產和營銷專業戶為主體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使其成為調整農業結構、發展現代農業、擴展農業產業鏈、實現垂直一體化經營的重要的組織載體。張曉山所長認為在經濟上充分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在畜牧業宏觀經濟方面，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張存根教授認為，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我國畜牧業經濟取得了光輝的業績，特別是1996年以來通過優化和調整畜牧業產業結構，我國畜牧業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從畜牧業生產系統看放牧生產系統的地位正在消弱，農牧結合生產系統仍占主導地位，工廠化生產系統目前的比重不大，但正處在發展階段，而且其生產區域有由大中城市城郊向廣大農區轉移的發展趨勢。同時，張教授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完全避免畜產品供給的周期性波動的出現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過提供畜牧業產業化程度和小農戶組織化程度就可以減少這種周期性波動的頻率與降低波動的振動幅度。北京農學院經貿系鄧蓉教授認為，從發展趨勢看畜牧業在我國農業中的地位會越來越高，在增加農業產值和實現農民增收中的作用會越來越大；畜牧業發展中的科技貢獻率會越來越高，而且會遠遠高于農業中平均的科技貢獻率；與食品安全相關的問題會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動物福利問題也會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

在產業體系方面，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李秉龍教授認為從世界養羊產業的發展趨勢看，生產方向逐漸由毛用為主轉向肉毛兼用和肉用為主，肉羊比重加大；肥羔羊肉生產發展迅速，并趨于集約化、專業化；良種培育廣泛利用經濟雜交，更注重科技含量；經營方式不斷從粗放式飼養發展為集約化生產；改良天然草場，建立人工草地。從我國的肉羊產業發展態勢看，雖然飼養量和羊肉產量快速增長，但存在羊肉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肉羊優勢產業帶的形成與發展沒有系統科學的研究、肉羊飼養模式為走向標準化和規模化、養羊戶較少采取緊密的產業化經營組織模式、羊肉的質量安全管理相對滯后、肉羊品種良種化程度低，繁育體系缺乏活力，不能夠滿足肉羊商品化發展的需要、羊肉的品牌化程度低，銷售的羊肉缺乏質量標準，市場流通渠道混亂，消費者對羊肉缺乏認知能力、各級政府對肉羊產業發展的扶持政策相對不足等問題。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處長趙玉田研究員認為，在匯率變化與國內需求變化雙重影響下，我國羊毛價格普遍下降，對此生產者、政府、學者的反應各不相同。趙玉田研究員從全國飼養細毛羊的產區越來越小、中國的惡劣的自然條件似乎更適合當地圖中肉羊的生存、細毛羊的競爭性產品市場越來越好（羊肉價格居高不下）、國內加工企業不愿意用國產羊毛、市場對羊毛的細度要求越來越高但國內自然條件卻不適合飼養超細羊毛等五個方面考慮認為，我國細毛羊產業前景渺茫，市場環境、牧場、牧民和經銷商都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韓國才副教授認為從未來發展的態勢看，中國馬業數量將繼續減少、使用功能向體育娛樂轉變、布局向城市或城郊轉移、馬種要求將提高、管理由政府管理向民間或協會轉移、賽馬仍然是馬業的發展熱點和動力、科研技術必須同世界接軌、必須強調馬業的經濟型、社會性和公益性。此外，會議代表還分別從技術、經濟角度針對肉牛、生豬、養驢等產業以及畜產品食品安全方面進行大會發言及熱烈討論。

在奶牛業發展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劉玉滿研究員認為從發達國家奶牛業經驗看規模化飼養是奶牛業發展的方向，但是發展飼養小區應慎重；發展奶業需要實行農場內部的農牧結合；產業化經營要以合作社為龍頭。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李靜研究員則根據其實地調查認為，目前我國奶業還沒有達到90%以上的恢復，只有60%左右；奶牛存欄數只恢復至83.3%，日產牛奶量為60%左右，散奶價60%左右，企業日處理50%左右；復蘇步伐緩慢的原因在于中國奶業以企業利益為中心的經營模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食品安全問題根源沒有改觀。并認為要想真正的復蘇和奶業的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改變目前的以企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充分調動奶農的積極性；奶站在名義上建立合作社、奶企自建奶廳同樣不能解決奶農與奶站、奶企之間的矛盾。奶農利益的保護和積極性的調動不能依賴于政府的保護和補貼，也不能依賴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最根本的是要依賴于農民的自我組織和自我保護。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王明利博士則提出，“三聚氰胺”事件發生的根源在于蛋白飼料不足。苜蓿是蛋白含量較高的優質豆科牧草，積極推動苜蓿產業發展對提升奶業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他認為發展苜蓿產業草農可每畝獲得純收益690元，每頭奶牛每年可增純收益2420元，且對糧食安全不構成威脅。但目前在苜蓿產業發展主要存在的制約因素有：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擠壓了苜蓿種植；苜蓿收割、貯存等手段的落后制約了種植面積的擴大；標準化生產的滯后制約了苜蓿的質量；苜蓿價格的劇烈波動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因此，他認為苜蓿產業的發展繼續財政扶持，其中應在苜蓿種植、良種推廣、加工和專業合作組織建設四方面進行扶持，每年約需10億元資金。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喬光華教授對內蒙古“奶聯社”模式的成立與發展、具體運作模式、相對優勢、取得的效益進行了全方位的介紹，并認為“奶聯社”模式的探索，有效解決了長期以來制約奶牛業發展的“分散管理、低水平養殖、低效益經營”的問題，為提高奶牛養殖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水平，提升奶牛產業的整體競爭力，促進農民持續穩定增收和企業提高效益，探索了一條有效途徑。“奶聯社”模式的示范與推廣，將為內蒙古乳業乃至全國乳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經驗。他認為，“奶聯社”模式還需特別關注合作社的性質和產權、“奶聯社”的財務可持續、內部治理結構和制度、“奶聯社”發展時機和條件、“奶聯社”進一步的創新等五個方面的問題和風險，

在草原畜牧業發展方面，內蒙古師范大學地理科學院海山教授認為，理論界提出的草原畜牧業“脆弱性”特點的理論觀點值得商榷，其依據不充分，是錯誤的，其實踐的危害性深重。海山教授認為內蒙古高原牧區自然災害以旱災為主。歷史上，游牧民族通過游牧有效躲避旱災。對內蒙古高原牧區構成威脅最大的雪災發生頻率十年一遇，而雪災造成的損失，主要與生產制度、牧草高度、生態環境狀況等有關；與棚圈水井等基礎設施沒有必然聯系。牧草高度主要取決于生態環境狀況；而生態環境狀況主要取決于生產制度。他認為內蒙古草原畜牧業在自然災害中的脆弱性完全是由實行定牧并由此引起的草原生態環境惡化造成的，而不是游牧經濟所固有的特性。海山教授還指出，幾千年來，蒙古高原游牧生產方式為中國農耕文化的形成發展提供了生態保障。今后仍然如此。中國最應當保護游牧生產方式。地方政府的思路：走“建設養畜”道路；建立現代游牧制度；牧民以草場經營權入股，組建合作社，牧民中的精英管理經營生產；恢復嘎查內的四季游牧制度；政府加強法制，保護草場和牧民權益；國家補償牧民恢復和啟動游牧的資金。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杜富林教授則認為，草原超載過牧是在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首先草原畜牧業經營體制的轉變即牲畜承包到戶和草場經營權的落實，極大地調動了牧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牲畜飼養頭數的快速增長；其次，經濟利益驅動使牧戶經營規模擴大，這主要源于牧民收入結構的單一性；再次，市場機制的作用即近幾年來牲畜出售價格和畜產品價格走勢較好，拉動了牧民飼養牲畜的頭數增長；最后，由于干旱少于的頻繁發生加速草地環境的退化，單位草場載畜量減少，助長超載過牧現象。除此之外，與草畜平衡制度的落實程度和執法力度不夠也有一定的關系。對此，杜富林教授提出要加大投資力度，建設恢復草原；要加強監督、執法力度，實現草畜平衡；要通過轉移人口減少牧區人口；要通過完善載畜量核定方法實現草畜平衡。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張瑞榮教授則通過內蒙古草原牧區390戶牧民數據的計量經濟模型分析，認為國家的生態建設政策對牧區牧民的生態建設投資影響顯著，牧民的收入與生態建設投資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要想搞好草原牧區的生態建設，必須生態建設和經濟建設兩手抓，沒有牧民的增收，牧民的富裕，牧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就不可能取得生態建設的有效成果，也就不可能使得牧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