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果蔬種植環境極佳的高雄、屏東，有一群果農，他們的種植技藝世代相傳，整個寶島似乎都聞得到果香味。但最后，這些果蔬大部分被運往了日韓、歐美、中國大陸這些“舍得花錢”的地方。

來自臺北的互聯網創業者黃哲誠在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談及這一現象時說到，高額的種植成本加上多個分銷環節，使得果蔬運達到本地消費者時，價格往往非常高，而中國臺灣的零售市場仍然是一個“拼價”市場。

黃哲誠的創業項目“良品嚴選”試圖對此加以改變。他和團隊經常南下，去屏東、花蓮等地的鄉下尋覓各類果蔬的種植行家，說服他們對果實進行品牌打造，甄選后在其電商平臺上直供給消費者。

利用電商平臺進行農產品直供在大陸也非常多。中國獨特的城鄉二元體制，為這種嘗試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從農戶、平臺到消費者，直供的誘惑看上去都非常大，但這真的是一樁一本萬利的生意嗎？

農業電商的終極模式是什么

快時尚品牌ZARA的供應鏈一直是業界的對標，從設計到銷售的最短周期只有15天。而大多數的服裝零售商的這個過程長達數月。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互聯網時尚品牌正在試圖學習并超越ZARA。

從云南鮮花種植地采購鮮花供應到城市的宜花科技創始人榮超說，在這條供應鏈上引入互聯網技術之后，可以將鮮花從產地到花店的運輸時間從96~98個小時縮短到24~28個小時，損耗從40%左右降至1%以下，讓花店的拿貨成本平均降低30%~40%。

榮超本人是IT技術出身，這家試圖重塑鮮花供應鏈的互聯網技術公司，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讓種植者使用APP，宜花每天下午放單，即第二天要收貨的量，農民在APP上填自己有多少的量，搶上單后，第二天把貨送到指定地點，由宜花合作的第三方物流公司車輛送到位于云南的目標倉庫，工作人員對花進行分類、分級、貼標、包裝以及養護，之后再發往各地的區域倉，所采購的鮮花一律使用宜花的品牌。目前，宜花在北京、上海、廣州建有三個區域倉，平均每個2000~3000平方米。在消費終端，花店也是根據自身的需求量在APP下單，下單次日鮮花即從區域倉送至花藝師手中。宜花另有一套嚴格的流程控制模型，根據客戶數量、每月訂貨量、成本，可以預測未來一年的鮮花出貨量，這套系統的研發在宜花的成本構成中占據了較大的比例。但因為數據的敏感性，榮超婉拒了提供具體模型數據的要求。

另一家農產品B2B平臺美菜網運作方法類似，以銷定采、以采定產，餐廳根據需求量下單，美菜基于訂單量去跟產地、一級批發市場議價，從采收菜品到送達餐廳規定最長不超過18個小時，可為餐館降低36%的采購成本。美菜的創始人劉傳軍2009年已經試圖利用互聯網對農產品供應鏈進行改造，但當時無論是互聯網環境還是整個流通環節都不成熟，劉傳軍彼時的嘗試并不成功。

在智能手機越來越普及的當下，利用手機打通農產品的流通渠道——黃哲誠、榮超和劉傳軍在做的事情，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涉農互聯網的創業公司都在嘗試。

“終極模式應該是農產品能以最高效的方式到達需要它的消費者手中，實現它最好的方法肯定是移動互聯網。”關注農村互聯網投資的順為資本合伙人程天對記者說。

之所以要利用互聯網做產地直供，除了可以更加直接地感受產品質量外，縮短農產品供應鏈、提高電商平臺的毛利率也是很大的動力。來自以太的調研顯示，目前的B2B平臺承接了一批到三批的物流、倉儲等功能后，平臺的毛利空間約10%~15%。

以北京市場上的土豆為例，劉傳軍說，美菜從產地經紀人處拿貨價是6毛錢一斤，送到北京后差不多是7毛，而直接從北京批發市場的拿貨價是1塊錢。但如果從農戶手中直購，可以降至5毛多錢一斤。

出生于山東農村的劉傳軍經常被農民的生存狀況觸動。他對記者說，今年中秋節回家，父親告訴他，玉米的收貨價和15年前一樣，還是9毛錢一斤。但15年間，消費者購買玉米的價格顯然已經大幅上漲。

“農業現狀非常落后，流通環節太多鏈條太長了：從經紀人、一級批發商、二批、三批、餐廳、菜市場，五六個環節層層抽成。”這是劉傳軍想要改造生鮮供應鏈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農產品的供應鏈中，不同的領域以及不同的地方，這一冗長的鏈條普遍存在。做鮮花供應的榮超，來自臺北的創業者黃哲誠都向記者談及過此問題。

榮超提到，最開始宜花是從北京市的批發市場進貨送到花店，但出現了很多質量問題，后來找到鮮花原產地的批發市場，仍然發現質量欠佳，最后索性直接去地里找到種植者，做田間直供。

黃哲誠則認為，做直供的重點不在于節約供應成本，而在于互聯網是否能夠提供更多的附加值。基于此，在產地甄選產品時，團隊會做產品分級、包裝、農藥殘留檢測、溝通產品故事等一系列工作。當然，這與臺灣企業對品牌的重視度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