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編辦、發改委等20個部門組成的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已經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審議了《教育規劃綱要任務分工方案》《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總體方案》以及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章程，部署下一階段重點工作。

　　與此同時，普通的公眾、教師、家長和學生仍然有很大的困惑，或者說普遍存在信心不足。理論上勢在必行的教育改革，現實中往往寸步難行。最近，上海電視臺正在拍攝的大型專題片，片名正是《教育能改變嗎?》。教育變革為什么勢在必行，這不完全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首先是由客觀形勢、供求關系決定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近些年來學齡兒童大幅度減少，教育供求關系前所未有地改善，教育已經在整體上超越了極度短缺、貧困的狀態，已經有可能實行更為寬松的、人性化的教育，還有越來越多的人用各種方法“逃離”應試教育。這是導致教育變革最基本的因素。

　　教育改革是個“知易行難”的事。尤其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政府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既是改革的對象，也是實施改革的主體，這是改革的難度所在。當前被高度關注的學前教育，是一個典型案例。

　　在新生兒大幅減少的背景下，“金豬寶寶”的“異軍突起”，令各大城市猝不及防。似乎是突然出現的“入園難”的問題，其實在前些年的“市場化”改革中早已做足了鋪墊。首先是剝離機關、企業、社會團體等等機構的教育功能，取消各單位的自辦園;然后是將大量公辦園“推向市場”，只保留少數作為“示范園”。這種由政府財政支持、數量稀少、價廉物美的公辦示范園，便成為少數權勢階層才能享用的“優質教育資源。”一些地方政府將放開市場視同為放棄政府責任、放棄服務、放棄監管，將幼兒園用房任由房地產開發商操縱或與之合謀，造成民辦幼兒園成本極高，導致“入園貴”的普遍現實。

　　在《規劃綱要》制定過程中，要求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呼聲很高，但最終未被采納，認為國家的財政能力尚不具備在整體上將學前教育義務化。《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是，“到2020年，普及學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學前兩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學前三年教育。”我是認同這一判斷的。將學前教育義務化的吁求，是高估了我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狀況;其實，這只是一種低水平和脆弱的普及，一場地震，所有問題就暴露無遺。因此，未來十年需要花巨大的努力去鞏固和改善義務教育，否則，如同教育專家所說，那種沒有質量的教育只是一場“空洞的勝利”。

　　這一意見所透露的，還有一種習慣性思維。就是出現什么問題，就希望完全由政府包攬解決。這當然是一種最簡單、省事的想法，但在社會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的維度上，還是《規劃綱要》的提法更先進些，即“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辦園體制”。其實，在利益多元和需求多樣化的市場環境中，大多數社會服務問題，都應當主要通過這種政府-市場-消費者參與、合作的模式解決。在這個過程中，最需要學習的仍然是政府，要實現所謂的“政府轉型”，即按照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在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改善公共產品的提供方式，構建政府和市場、社會共同參與的新型的治理結構。

　　其實，許多政府習慣的也是包辦教育的思維。在重視學前教育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開的“藥方”基本是加大投入，再創辦多少所公辦園之類。這無疑是需要的，但是遠遠不夠。除非地方政府真有能力全部包攬學前教育;否則，就必須學習如何在市場環境中發揮主導作用，改善幼兒教育的提供方式，通過鼓勵民辦園的發展、鼓勵機關、廠礦、社會團體自辦幼兒園，以及通過抑制幼兒園用房價格、建立完善成本合理分擔機制，補貼或者購買學位、補助經濟困難兒童、補貼幼兒教師工資等等不同方式，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和發展格局，真正造福于家長和兒童。

　　另一個重點和難點，是大量城市流動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的學前教育，基本是沒有教育資質和質量的“黑園”的天下，政府則處于無暇顧及、無策應對的狀態。對那些自發、自救的水平低下的“黑園”，不取締有各種隱患，想取締又取締不了。對此，也需要在服務型政府的理念下，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是從本本和教條出發，而是切實幫助農民和農民工解決一些實際問題。用陶行知的話，農民能夠用得上的必須是一種便宜、方便、“粗茶淡飯”“家常便飯”的教育，而不是昂貴、規范的城市化的幼兒園。當務之急，首先是幫助他們解決安全隱患，以滿足農村的孩子有人管的基本需要。